我在欧美地区的活动，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伞。让大部分别有用心的人，都不得不将目光放在我所在的地方。我虽然只有一个人，却如同在走在舞台的最中央，而灯光无论分给谁，都会有一根显眼的光柱，照射在我的身上，让他人无法完全忽视。
是的，我知道，在我无法观测的地方，有许多重要的神秘事件发生了，而这些神秘事件，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，而我却不知道，那些神秘事件的真面目，更不知道其影响为何，因为，我在那些神秘事件中并非主角。但是，这没关系，不是吗？因为，我哪怕只是和这些事件擦身而过，也会让其产生倾斜。
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也算得上是“偏差”的一种，只是，我所造成的“偏差”，和火炬之光的那些人不一样，不会让整体发展脱轨，而必然会让人们得到一部分自己所预期的利益。
我对火炬之光的“偏差”了解不多，但是，在大部分传闻中，都是以“暴走”、“无获利者”以及“两败俱伤”的形态出现的，是一种相当负面的情况。因此，虽然火炬之光是一个强大的老牌组织，却往往不受他人待见。毕竟，谁也不期望，自己准备好的一切，以自己完全意料不到的方式超展开，最终落得个不得善终吧。哪怕，火炬之光的人自身，也无法真正避免这种“偏差”的影响，大家都倒霉的话，他们也往往逃不掉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拥有这么邪性的“偏差”神秘的火炬之光，也仅仅是一个强大的老牌组织，而不是最强的神秘组织，明明还是个新兴组织的网络球，却在口碑和规模上后来居上。
现在，约翰牛那语焉不详的联系，让我不得不去和这些如同搅屎棍一样的“偏差”进行接触了。
我可不是什么隐藏角色，既然约翰牛刻意提到火炬之光已经干涉进来，就意味着，哪怕我不主动去和他们接触，他们也会找上门来。
既然如此，因为不主动制造神秘事件，而是被动等待神秘事件找上门来，所以目前无所事事的我，决定主动和他们进行联系。这并不是哪种选择客观有利的问题，而仅仅是，主观性的个人决定。
毕竟，研讨会的研究，放在我们这些病人身上，也就只剩下试药的工作罢了。整个研究过程无法看到，哪怕看到了，也无法从那种种理论中看出个所以然来。
我确定了一下自己的目标：
以保护阮黎医生和玛索为核心，更多去干涉噩梦中的情况，从噩梦的角度，尝试去影响研讨会的工作。阮黎医生是通过我的日记，和我的沟通，来判断新药的影响，并且，应该更在意新药对我个人的影响，进行诊疗后所得到的结果，又会反馈回研究中，进而对研究本身造成影响。在这样的连锁中，噩梦的变化，在噩梦中发生的事情，我所看到的，以及我所采取到的行动，以及我所造成的影响，都会成为相当重要的，足以影响阮黎医生，进而间接影响研究工作的因素。
与这种影响力相比，我反而不具备在现实中，直接干涉精神病院运营，病人状态乃至于研究本身的立场和能力。
要保护阮黎医生和玛索，首先就必须确定她们的所在。连锁判定已经告诉我，玛索并不在这个病栋中，而阮黎医生更多时间，应该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和某个隐秘的研究基地。我需要找到这些场所，当然是以从NOG口中获知相关情报更加方便。这也是我主动去接触火炬之光的一个理由。
我并不反对和他们做交易，并在这个过程中，被他们利用。因为，火炬之光自身的“偏差”神秘，就意味着，事情往往不会以每个人所期望的方式变化。他们既然来到这里，任何“利用”和“引导”都会变质。
其实，要在这种预判中，去完成自己所想要的保护，也是有矛盾的——我虽然有计划，但是，“偏差”当然也有可能，在我的计划中产生效果，让我无法完成我想做到的事情。
是的，最坏的可能性，就是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无法预估半岛精神病院和研讨会研究的结果，唯一让我觉得，自己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的原因，仍旧在于“江”的特殊性。
因为有“江”，所以我可以有所期待，因为有“江”，所以，我可以主动去接触危险而异常的“偏差”，因为有“江”，所以我可以设想最疯狂的计划，而不去理会理性如何，科学如何。在“江”的面前，上帝和哲学都已经死亡，科学就如同渣滓。但是，在“江”的身上，却有一些现象，符合那些号称“混沌”的神秘学和科学理论。
任何思考都是可笑的，可是，我无法不去思考。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悖论，而我却必须劈开它们，在黑暗的深渊中，找出一条通向圆满结局的道路。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，都无法超过身而为人的极限，所以，只能尽可能，利用思维和想象力的极限，以那样的疯狂，去获取一个成果。
我相信，身而为人，局限为人的自己，所能想象的疯狂，一定可以被超越“人”的极限的“江”所包容。“人”的不可能，于“江”而言，是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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