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正统史书中，到了亡国之时，往往“奸臣当道”，扰乱朝政，而“忠臣”则与“奸臣”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，忠君爱民的“忠臣”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、消灭。
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。
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。
韦宝与一帮官员好一通寒暄，然后与多位相熟的高官亲热入城。
“酒宴都准备好了吧？”韦宝对林文彪道：“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务必请来，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请来。”
林文彪答应一声，“都派人去办了，请爵爷放心吧。”
魏良卿急忙道：“这哪里好意思，让爵爷这么破费？而且，爵爷请这么多人，怕是有上万人吧？”
“没事没事，这都是小意思。”韦宝微微一笑，暗忖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一人二两银子的标准，也不过两万两纹银而已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
“还是韦爵爷有气派啊。”顾秉谦忍不住赞叹道：“看来，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决辽饷银的事儿，有着落了。”
韦宝闻言一惊，靠，什么叫辽饷银有着落了？
边军的饷银找我想办法？当我是财神爷啊？
韦爵爷攀附魏忠贤是顺应历史潮流，但内心对魏忠贤是毫不认同的，魏忠贤不说不学无术，至少没啥大本事，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来执行政治任务的代言人而已。
若说魏公公有本事的，回到明末，问问苦难的民众认不认同，江南的市民，陕北的农民，欠饷的士兵，作为这个时代的人，他们一定会为洗白魏公公感到极大悲哀。
天启元年，奢崇明反叛，二月，台州兵变。
天启二年正月，广宁失陷，二月，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叛，四月，京师新募兵为取欠饷而兵变，五月，山东徐鸿儒起义。
天启三年五月，京营士兵因迟发月粮，到总督戎政恭顺侯吴汝胤门前鼓噪，七月，山海关士兵因粮饷不继，大量逃亡。
天启四年，长兴县吴野樵起义，五月，福宁州发生兵变，六月，南京操军鼓噪兵变，八月，十月，山海关士兵又两次鼓噪逃亡，八月，徐鸿儒义军起义。
天启五年正月，旅顺失陷，九月，柳河大败，十一月，户部上奏，山海关年饷缺额一百七十万两，又修三大殿，疯狂敛财。
天启六年，论宁远战功，魏公公从子魏良卿封肃宁伯，三月，苏州民变，八月，陕西已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。
天启七年，宁锦大捷后罢袁崇焕官职，魏公公养孙魏鹏翼为安平伯，魏良卿太师，魏鹏翼少师，魏良栋东安侯。
三月，陕西澄县起义，饥民王二杀死知县张斗耀，正式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
天启年间几乎没真正太平过，它烂但因为时间短反而给人一种误解，觉得锅都要给崇祯背。
崇祯时的全面崩溃其实就是天启种的因开花结果的表现而已，就如癌症，早期就不是癌了？
而且，最主要都是烂在没钱，大量的兵变，本身就给马上要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运动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础。
没有大量当兵的人领着，光是农民，很难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。
当然了，评价一个人如何其实也要看立场所在，在天启皇帝眼里，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“满门忠烈”，“功德万世”。
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个工具。
魏公公对明朝灭亡的危害很大。
明亡是个系统性崩溃，魏公公的所作所为，无疑起到加速作用。
魏忠贤靠裙带关系成为明朝政局实际操盘手，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现极大缺陷，导致民心出现离散。
魏公公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，任人唯亲，结党营私，在他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，他还这么干，无疑加速明朝灭亡进程。
所谓魏公公能为百姓与官员斗，明显是意淫，中国不存在外国的国王要依靠人民与议会，类似所谓东林党，争斗以达到控制国家的情况。
明朝的皇帝不是没权，而是很多皇帝不负责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。
从法理上讲，明代皇帝至高无上，他们如果认真了，没有大臣敢对着干。
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，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，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，天启年就结束了。
如果天启年再长点，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。
总之，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，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，政治水平偏低的人。
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，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，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，比如铸钱、典铺酌分、屯粮、抽扣工食、平籴谷仓、东征事例、房屋税契、抚按捐助、节省钞关银、僧道度牒、催兵部马价银、南直牧马地、南粮改折、库折布粟等。
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，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。
其中典铺酌分、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。
房产税契：凡有土地就有过割，有过割就有税契。
民间房产买卖之时，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，也就是房产交易税，额征近29万两。
典铺酌分：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，获利甚多。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，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，额征19.5万余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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